在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放缓而通胀风险犹存的两难局面？又将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自2007年8月初美欧货币市场流动性吃紧之时起，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四年有余。危机不曾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只是其主要形式从金融机构的次贷危机转变为欧美的主权债务危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有增无减。
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前景难测，根本原因在于真实增长的根基已经动摇。超发货币、财政透支一用再用，还能再用多久？政府救援还能起作用么？中国经济风险已现，是隔岸观火，还是自躬反省，避免类似的错误呢？能否深化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向民间开放，加强产权和创新机制的保护，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11月11日至12日，“2011年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寻找真实的成长”，正是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拉戈等嘉宾参加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
在为期两天的峰会中，近百名专家和政界人士围绕“寻找真实的成长”主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内容包括2012年最重要的问题、金融动荡、变革与增长、拯救债务危机、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等热点话题。
不走回头路
鉴于货币与财政纪律的缺乏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而中国经济正处于“保增长”与“控通胀”的微妙平衡中，针对货币政策的讨论成为峰会的热点。
在诸多与会专家看来，当下国内通胀压力虽然有所缓解，但通胀风险并未彻底消除，这制约了货币政策辗转腾挪的空间。政策应对的当务之急，在于更加灵活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从而令调控更有效率。
“过去三年货币供应速度过快。累计货币增速超过GDP增速50%，接下来如果货币增速慢于GDP增速是很正常的，是对过去三年错误的纠正。”在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哈继铭看来，明年通胀水平仍会较高，劳动力成本升速很快，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近期也出现反弹，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不能轻易转向。“眼前信贷增长速度又加快了，过去的剩余货币未来如何得以消化呢？”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中国货币政策不会走回头路，理想状态就是维持稳健。货币当局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同时适度加息，两种货币工具配合使用。这样既可以明确向市场发出不再继续收紧流动性的信号，也可以进一步控制通胀水平。
范剑平称，在政策力度上不必进行大的调整，而要把工夫下在结构调整上。比如，对中小企业信贷给予定向宽松；调节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对企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发债、上市和再融资等需要给予支持。
国内金融体系仍未彻底实现市场化，制约了宏观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要么限价，要么不限价；要么限购，要么不限购，我们的政策多是‘二进制’，很少有适合微调的工具。”哈继铭所指的“微调工具”，最重要的是利率。要使利率成为有效的微调工具，正确的价格信号非常重要，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的任务显得非常紧迫。
巴克莱资本新兴亚洲市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中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利率市场化，即取消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管制。但此前，管理层还需要大力发展银行间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只有这样，货币政策工具才有着力的地方。
在他看来，现在很多从银行借钱的机构，如政府融资平台、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做的大多是长期项目。这些项目，从银行借钱，其实不是最优的融资渠道。这是因为，它们从银行借钱的同时，也限制了利率的灵活性。而债券市场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其提供更广泛的融资渠道，更是可以在利率市场化后，帮助市场发现利率的真实水平。
金融市场化的另一重任在于，加快多次层资本市场建设的步伐，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厚朴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方风雷称，当前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点是新板市场和国际板。
他认为现在首先应加快建立新板市场，这一市场可依托现有的三板市场，借鉴纳斯达克的体制，为数十万家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另一方面，还应该加快国际板步伐，令其与人民币国际化、外汇体制改革结合。政府还应推动其他市场的开放。在债券市场方面，应允许公募、私募，投资级的、非投资级的都进入。还应积极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允许机构投资者建立基金的基金。这样可以避免大的机构诸如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投资主体的行政化。
改革再起步
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出口，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成本。这种模式被公认不可持续，转型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虽给出口造成困扰，但也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契机。
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增长质量的提高必然意味着增长速度的放缓，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难以摆脱的痛楚。在出口不可避免下滑的形势下，如何提高经济中消费所占份额，引导更具效率的投资增长，无疑成为重中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判断，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环境的恶化趋势均将延续。比之投资和消费，出口因素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将大大弱化。“和过去32年的平均数相比，GDP下降1个到2个百分点是正常的。未来十年，中国可能只能指望8%到8.5%的平均增速。”
在他看来，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已经刻不容缓。目前导致投资结构扭曲的重要因素在于，在资金配置方面，投资更加倾向于政府和债务性资金，而非市场和权益性资金。
而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资金主要在中央，但城市化投资却更多发生在地方。“这些扭曲无疑会制约今后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是调整的时候了。”李扬称。
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于，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桎梏难被打破；另一方面，则是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导致资源错配的负面影响加剧。
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称，近年来中国行政干预市场持续加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大幅倒退。此前最多的资源配置扭曲集中在国营企业。近年来，资源配置扭曲在私有部门里也迅速滋长。这使得目前中国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扭曲已经退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许成钢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特殊的高价，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对土地供给的限制，特别是2005年后对土地供给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速度非常快。
这本身是由于行政干预市场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但最终为了降低房价，政府又采用限购等行政手段再度干预市场需求。
当两种手段叠加，政府对供给和需求同时进行行政干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房地产行业整体萎缩。进而大幅削弱中国内需，并导致结构性失衡问题加剧。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转变角色，减少行政干预行为，更多让市场进行调节。
近几年来，改革的进度不尽如人意。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如资源价格改革、垄断行业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医疗及教育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改革倒退的现象。行政主导的倾向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相结合，阻碍了改革步伐的推进和改革收益的公平分享。
社会舆论一方面要求加快改革，另一方面对改革信心不足。如何凝聚改革共识，把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意义重大。
对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要面临诸多阻碍。应如何选择次序，减少阻力，加快步伐？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改革应从“最低的地方摘果子”，从最容易改的地方着手，而社会领域改革，诸如户籍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革等最易看到成效。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认为，中国需要重大变革，变革必然付出成本。
在现行经济模式下，对地方政府建立新的激励体系至关重要。包括省、市、县在内的地方政府需要提出新的、不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激励机制，比如鼓励服务业发展、改进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环境法等。
亦有学者建言，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开放市场，引入竞争。
刘世锦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低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其重点在于，需要促使资金和其他资源向创新和产业升级、向中小企业流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放宽准入条件是必要前提。“尤其是要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提供动力和需求的空间。”
谨慎对风险
应对国内外风险是另一当务之急。
今年以来，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欧洲债务危机加剧，全球资本市场地震连连。发达经济体财政风险急剧攀升，货币政策却已无施展空间。且多数国家面临选举压力，政治局势僵化，政策制定愈发迟缓，经济前景堪忧。发达经济体的疲弱前景给新兴经济体提出更多挑战，面对出口下滑，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经济结构调整是否会诱发更多风险？对于此，政策制定者又将何以应对？
在刘世锦看来，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固然面临着外需放缓，出口增速下滑的风险，但内生性风险也不容小觑。除了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的风险，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和增长放缓使得部分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风险，都需要引起重视。
目前，对房价的调控仍处于胶着期。虽然房市交投量渐显低迷，部分城市房价也开始出现环比回落，但在与会专家眼中，调控远未结束。“至少到年底之前，调控绝对不会退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还是不会放松，在未来6个月或12个月，房地产行业资金链会非常紧张。
但她并不认为此轮调控会使大的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去年开发商充电还是很足的，倒是有一些小的开发商，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房地产行业并购现象明显，像万科合并了很多小的开发商。”
瑞银证券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认为，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现在还不能退出，一旦退出就可能出现爆破性反弹。“如果现在退出，这一两年调控政策就宣告失败。”至于调控政策什么时候适宜退出，她认为要在保障房热潮过去之后，再来关注商品房的发展。“如果不改变低利率、不收房产税，房地产调控还是不能切中基本面。泡沫肯定还是会出现，最后还得老百姓买单。政府不能今年也新政，明年也新政，还是要改变最基本的事情。”
和房价泡沫类似，在诸多内生性风险中，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解决也显得十分急迫。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化解地方债风险，可以用中央政府的长期信用置换地方政府的短期信用，即解决期限错配的短期性风险。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为宏观政策腾出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刘煜辉认为，最近出台的政策给予地方融资平台一些空间，比如四个城市自主发债融资。“但这主要是针对未来增量的问题，对于最近两年急剧膨胀的、已经存在的债务没有实质性帮助”。
他认为，虽然银监会新政策允许平台债务有一次展期，但这种展期对解决庞大存量债务作用有限。到偿付期时间点，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中央政府长期信用和地方政府短期信用的置换最为关键。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则称，中央政府还应支持地方政府财政改革，允许地方政府有更多稳定的税收来源，例如物业税。至于其他方面的措施，还可以考虑允许大的商业银行，例如工行、建行去购买那些小的地级市股份制银行。
这些小银行因为体制问题不能做完全商业性的业务，一直受到地方政府干扰，如果让工行、建行等大行购买它们，则可以通过大行强大的风险管理体系帮助它们规避风险。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贾庭仁建议，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除了要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和预算管理，建立预警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限制融资规模，防止过度负债也十分重要。
此外，还应该通过立法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城市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