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11年的年底，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场景，各国面临的财政危机愈加深重，传统的刺激路径似乎已经无路可走，同时，缺乏储蓄为基础的家庭消费也难以为继。在一切似乎无解的困境下，政策面上的选项也越来越少。政策的瘫痪将是201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
这样的一种风险在欧洲经济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总体来看，欧洲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动力显得过于谨慎，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点。
忙着闭门开会的欧盟领袖们也失去了方向和动力。10月份的欧盟峰会达成的希腊债务改革方案，最终被希腊的“公投”闹剧画上了句号。而最新的一轮救困方案，也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悬而未决。当英国人得意洋洋地表示，在捍卫本国利益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的时候，欧元区可能已经病入膏肓。
希腊和英国的态度表明，欧洲债务危机的关键节点，仍在于各国之间缺乏互信。德国人尽管掌握着“钱袋子”，但坚持要求各国紧缩财政，却也不愿意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而身处债务危机的各国，则面临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真正收紧财政。
事实上，财政紧缩尽管必要，但并不应该作为短期的政策目标，这是因为过度的紧缩将造成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并导致资本外流，从而推高利率水平，恶化债务危机。
因此，笔者认为，短期可行的政策不应该再着眼于财政紧缩。解决欧债问题的核心在以下几点：首先，欧洲央行需要解决目前的“角色混乱”，并真正承担起流动性最后提供者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第二，过于脆弱的欧洲商业银行需要被政府接管，即国有化；第三，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需要真正参与到救援当中去，其规模也必须被扩大到足以解决欧元区危机的程度。
然而，这些政策却因为德国的极力反对，而变得遥不可及。而罔谈未来统一财政政策，在欧元区的主要国家一个又一个进入经济衰退，财政政策更不可持续；债务的降级又波及银行系统，最终导致新一轮的银行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欧元区出现崩溃或者出现“核心欧元区”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全球性金融风险的一触即发。
美国同样面临着政策瘫痪的可能。国会内部两党关于经济政策和债务减免的一系列讨论，已经成了一场政治马拉松，并可能在选举年变得“好莱坞味”十足。在美国经济前景向好、公司利润上升、失业率降低的大背景下，政治角逐是否会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让市场变得投鼠忌器。
而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中国，却也因为缺乏结构性改革的勇气和方案，面临着长期经济下滑的风险。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稳中求进”，这意味着市场对于结构性改革在2012年推进的希望，开始变得更加渺茫。
在缺乏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中国经济，则面临着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的矛盾和尴尬。面临着经济减速，中国在短期内可以考虑的，只能是继续增加投资，而其结果只能继续压缩消费。
在结构性改革无法推进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也在逐步降低，这意味着同样的投入将产生更小的政策效果。在投资回报率逐步降低的情形下，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则又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投资项目。如此循环，中国经济陷入“庞氏骗局”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在全球经济面临的政策风险不断增加的情形下，是时候“唤醒”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们了，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刻，更需要果决和长远性的政治智慧。
当然，在我们对美欧经济保持悲观的时候，希望仍然存在于中国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政治周期。如果中国能够在新一轮的政治周期中，保持经济增长的弹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全球面临的政策瘫痪风险，则将因为中国的“有所作为”而出现显著下降。(作者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