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宏观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外需不容乐观的一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何去何从，不仅关系到2012年，也关系到整个“十二五”期间。
在这一年里，经济能否平稳实现软着陆？三驾马车中“消费”能否挑起保增长大梁？困扰中国经济数年的通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能否更具现实意义地展开？种种关乎宏观经济走向的问题，牵动着资本市场的神经，无疑也将成为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
本期圆桌嘉宾认为，从目前的宏观政策和经济走势来看，2012年经济硬着陆的概率非常低，但是，被寄予厚望的消费却也难以独自挑起保增长的大梁，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硬着陆”概率很低
上海证券报： 近日，多家机构对2012年经济增速进行了预测，认为GDP增速仍会“过八”，但相比2011年将明显下降。您对此怎么看？这会是一次软着陆么？
黄琳：2012年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转型，经济增长中枢将下移。在政策刺激和物价回落的背景下，消费实际增速将有所提高，预计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将上升至13.5%左右；受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将进一步下滑，预计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可能下降至19%左右；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将成为负拉动，预计2012年我国出口增速将大幅滑落至13%左右。综合来看，2012年我国GDP同比增速将由2011年的9.2% 下滑至8.6%左右。虽然经济增速下滑，但宏观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当经济增速过快，出现严重通胀时，政府将采取紧缩政策抑制通胀，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形象地称为经济“着陆”。如果调控过紧，可能导致通货紧缩，失业增加，经济速度下滑过快，这被称为经济硬着陆。如果调控适度，过快增长的经济速度下降到适当水平，而未出现大规模通缩和失业，即可称为经济软着陆。
经济学界通常认可的软着陆指标是：经济增长率>7%；失业率≤4.5%，通胀率≤4.5%。2012年我国经济软着陆特征表现在：1、GDP增速可能在8.6%左右，大于7%。2、在宏观调控作用下，CPI从2011年7月的6.5%高点逐步回落至12月份的4.1%，2012年1月份受春节因素扰动，CPI虽反弹到4.5%，但回落趋势不变，预计2012年全年CPI可能回归4%左右，小于4.5%。3、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11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由于政府将加大服务业的支持力度，预计2012年失业率不会产生大的波动，仍能保持在4.5%之内。
潘向东：2011年，在政府政策的主动调控和外部需求趋弱的共同影响之下，经济继续放缓，至2011年四季度下破9%至8.9%，创下最近十个季度以来的最低点。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11年净出口对全年经济“负贡献”，贡献率为-5.8%；资本形成对GDP贡献率为54.2%，略低于上一年的54.8%；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1.6%，高于2010年的37.3%。由此可见，出口和投资下滑是2011年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其根源则在于外需减弱和政策的主动调控导致投资下滑。
尽管2011年四季度GDP增速跌幅比上一个季度有所收窄，但还不能就据此断定经济下滑的进程已经结束。目前来看，2012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回落的可能性不大，经济运行将实现“软着陆”。首先，从消费方面来看，消费需求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其次，在刺激政策退出以及总体货币环境趋紧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呈现出稳步放缓的态势；再次，由于世界经济走势仍将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可能加大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减速态势、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预期不减、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进一步提高等，这将导致外贸增速将可能较上一年有所放缓。
刘利刚：我们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2年上升9%，与2011年相比不会出现明显的减速。预测是基于对外部经济的相对看好，以及对中国新政治周期上升的基本判断。同时，我们也认为房地产市场的下行风险尽管存在，但政策的微调将减轻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软着陆，这体现在通胀压力的明显减轻和GDP增速保持在接近9%的水平附近。
姜超：我预计2012年GDP增速为8.4%左右，会较2011年有所下降，但从目前的政策和经济走势来看，经济硬着陆的概率非常低。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各经济体货币政策陆续放松，今年1月份包括中国、美国、欧元区在内的主要经济体PMI指数普遍回升，与工业增速高度相关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环比降幅也逐步缩小，反映经济的回落正逐渐企稳。此外，今年对于信贷以及地产的政策都较2011年出现了趋于宽松的迹象，这种变化也将使得目前极低的地产销售逐渐趋于改善，从而引导经济增长企稳，并可能温和回升。
消费“被挑大梁”
上海证券报：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消费，兼具了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作用，在2012年被寄予厚望。但不少机构认为，刺激消费政策退出和收入分配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会让消费的前景不容乐观。在出口和投资明显动力不足的时候，消费是否能挑起保增长的大梁？在您看来，会有哪些替代接续政策来进一步刺激消费？
黄琳：“十一五”期间，以刺激与拉动国内消费为目的的家电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三大家电政策，对提振消费、拉动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消费刺激政策将在2012年年底之前陆续到期。消费函数中最重要的变量就是可支配收入，政府已实行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收入分配改革，但在CPI高位运行的情况下，收入改革对消费刺激效果并不明显。
为了继续刺激消费，预计政府将在以下几方面出台替代政策：1、对原有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延长有效期；2、把商品类的促进消费政策延伸到服务类，推出如养老、家政等服务类行业的促进消费政策；3、推出节能环保产品消费扶持政策。4、加强对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优化产品供给，打造国内知名品牌替代国外知名品牌，刺激高端消费。5、下调进口关税包括部分中高档商品关税，使部分消费回流。6、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完善廉价的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消除后顾之忧，提振即期消费。7、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安居之所，释放其消费能力。8、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促进消费升级；同时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增加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
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波动性最小，从2001年至2010年，消费对GDP增长拉动非常平稳，总体方差仅0.36，而投资和净出口对GDP拉动的方差达到1.62和3.1。因此，当出口和投资明显动力不足情况下，消费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虽然消费在政策刺激下有一定提振，但收入差距扩大、通胀保持高位、房地产调控挤压三大因素决定2012年的消费不会有大的变化，因此，2012年消费难以挑起保增长的大梁。
潘向东：从消费方面来看，消费需求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实施扩大消费战略、确保居民收入增长的两个同步以及提高消费率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增强、收入分配稳步推进、民生福利继续得到改善，消费增长将呈现向好势头。
但对于2012年而言，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也同样存在。这些因素包括：汽车和住房消费难以摆脱政策调控的影响，住行消费升级步伐放慢；物价水平保持高位，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具有负面影响；中高端商品进口关税迟迟不下调，影响高端商品消费的释放；负利率和股票市场低迷，损害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消费能力，等等。因此，未来的消费需求将呈现平稳增长的格局，在出口和投资明显动力不足的时候，平稳增长的消费将“被动的”承担“保增长”的大梁。
刘利刚：从过去的经济表现来看，中国的消费差不多贡献了GDP增长率的40%左右，同时，投资的贡献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净出口的贡献率则为负数，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转向内向型的增长。
在2012年，值得寄予厚望的是财政政策对国内消费的推动，这表现在结构性减税和转移支付的拉动作用，具体来看，减税将表现在对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将加大，同时，对进出口行业的扶持也将增加，这将有利于国内消费的增长。
一旦出口明显降低，工资增长和财政力度的增加能够持续推动消费的增长，并可能贡献一半左右的经济增长。如果消费能够保持过去几年的增幅，那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力度将能够达到4-5个百分点，对应大约9个百分点左右的整体经济增速。
姜超：首先，我们认为不能夸大消费的作用。增长理论表明，经济成长的基本力量是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些都和消费没有关系。但是消费是经济体系顺利运行的一环，消费相对于投资过低也会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从而使得经济运行出现阻滞。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的意义更在于转型而非增长。
此外，消费的长期趋势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变化。当一个经济体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开始变得稀缺，劳动在产出中获得的分配比例会提升，收入的增长会带动消费增长。所以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未来应该会步入消费比例趋于上升的时期。
而刺激政策或许会影响短期消费的变化。至于具体的政策，去年财政赤字预算是9000亿，而实际上去年财政赤字是5000元，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政策可能较为宽松，而且主要的投向领域应该是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今年出口增速可能会较去年有较大的下降，我们估计在10%左右，而随着信贷和房地产政策的相对改善，预计地产销量在二季度后可能会企稳回升，下半年投资增速可能会企稳回升，我们判断消费仍将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趋势。
政策宽松空间有限
上海证券报：2011年一直被放在宏观调控首要目标的“稳物价”逐渐被“保增长”所取代，自去年年底CPI开始明显下滑，机构也开始普遍看低2012年的CPI增速。您认为，今年CPI会是怎样的水平？CPI明显走低的预期是否会给政策宽松预留更大的空间？
黄琳：2012年1月份，CPI虽反弹到4.5%，但回落趋势不变。不过由于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欧洲各国及美国均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输入性通胀压力仍然较大。同时，刘易斯拐点出现后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税改革提高资源品价格等因素对CPI的回落形成阻碍，2012年CPI总体水平可能在3.5-4%之间。因此政策宽松空间不会太大，这也是在外汇占款大幅回落的情况下，央行迟迟不降存准率的原因之一。
潘向东：从影响因素和周期分析的角度来看，目前物价已步入下行周期，预计全年CPI将在4%左右运行。尽管今年国家将加大力度理顺资源品价格，但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因素要明显强于支撑上涨的因素。随着未来物价的回落，稳健的货币政策将适时“预调微调”，信贷政策继续“定向宽松”并适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但总体仍然是在稳健的框架下运行。
刘利刚：与很多机构的预测不同，我们认为中国的通胀压力有一定的减轻，但并不能掉以轻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使通胀回头。我们预测全年的通胀平均水平将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上，这高于市场预期大约1个百分点。
通胀压力的相对减轻，能够给货币政策留出一定的空间，但这样的空间仍然是有限的，这也要求央行进行更加具有灵活性的政策调整。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减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央行会更加依赖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流动性工具。
姜超：预计今年全年CPI在3%左右，上半年将保持回落趋势。去年CPI是5.4%，因此按照目前的预测，今年较去年将有明显的回落，从这个角度看是为今年的宽松政策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一系列的资源品价格改革的推进提供了空间。
稳中求进靠转型
上海证券报： 2012年的政策重心是“调结构、转方式”，但这并非是放任经济增长下滑不管，而是要在“调结构、转方式”中实现增长。您认为2012年经济转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深入有效推进结构调整？
黄琳：从“九五”计划至今，我国的经济转型之路已走过漫长的15年，但成效并不显著。我国的第二产业发展已近饱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人口红利逐渐减小；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服务业人口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甚至低于100多年前的英美。单位GDP能耗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甚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不少发展中国家。从外部环境看，欧美复苏步伐缓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纯依靠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大力度推进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2012年经济转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1、需求结构调整。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到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平衡增长。为了拉动内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居民收入、降低消费税、完善社会保障、平衡储蓄与消费，大力提振消费。 2、产品结构调整。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的增长。有针对性地调整现有产品结构，大力开发市场需要、盈利能力强的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含量高的品牌产品。3、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应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快于GDP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就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经济转型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即是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三驾马车”来看，出口无疑是2012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面对内外部形势的严峻挑战，2012年促进我国贸易结构平衡成为首要任务。出口的“稳”就是要保持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出口平稳增长；“进”就是要推动出口结构升级，促进贸易结构的平衡。消费方面“稳”表现在出台政策推动消费平稳过渡，“进”表现在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降低消费税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振消费。投资方面，“稳”表现在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顺利完工，“进”则表现为加大保障房、水利建设，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大力拉动民间投资，出台各种税收及贷款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潘向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中长期任务，但“稳增长”在经济运行的短期内将表现较为突出。这也说明“稳增长”的政策出台要服从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中长期战略任务，因此，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在2012年以及未来几年表现将较为紧迫。
刘利刚：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目标是增加国内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多问题的讨论会更加清晰，减少政府收入，增加家庭收入，将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增加，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速公共住房体系的建设，也有利于减少预期性储蓄，从而增加居民消费的安全感。
这意味着政府支出需要从以基建为主，转向以保障、服务和提供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为主。在这样的前提下，需要政府进行结构性减税，深化改革社会保障机制，以及促进金融体制改革。
姜超：我们为2012年准备的年度宏观策略报告的题目是“反弹靠放松，增长靠转型”，我们的理解是如果希望经济企稳反弹，短期内还是只能通过放松信贷、增加财政投入等传统方式，但在未来某一个时刻经济会再度减速。因此从更长期来看，经济的可持续成长有赖于转型。
目前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均面临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导致这些领域的企业缺乏扩张投资的动力，因此，过去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多行业其增速可能要趋势性下降。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个过程中广义的服务行业仍然会保持稳定的成长，这种不同产业间成长速度的此消彼长最终会促使经济结构持续改变。
我们过去的各类体制和政策都是激励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改变的还是体制和政策，需要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激励机制。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改变，包括将增值税向服务业推广，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等等，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