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估计，美国政府目前总债务高达32万亿美元，如果算上间接和隐形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美国国债与GDP之比将超过100%。以滥发钞票和通胀来实质性削减债务负担，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和易如反掌的捷径。
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将格林斯潘选为年度封面人物，赞扬他是“拯救世界的三位英雄之首”。之后的2009年，该杂志却将格老列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和金融体系崩溃的三位元凶之首。与此同时，格老的继任者伯南克却荣登年度封面人物。人们不禁要问：伯南克的货币政策与格林斯潘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答案是没有。若干年后，伯南克或许要遭遇格老同样的命运，以毁灭世界经济和金融元凶之身份被钉上历史耻辱柱。
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近20年的时间里，多次长时间实施低利率货币政策。很长时间里，美国真实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为负数。人类金融和货币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负利率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之后的金融危机。
伯南克无疑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勇敢”的人物，他颠覆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长期信守不渝的一切规则、惯例、哲学和禁忌。著名货币理论家和美联储史学家艾伦·梅泽说(Allan H. Meltzer)：“2008年，美联储彻底改变其货币政策。它抛弃了以往所有先例，破天荒接受不具有流动性的长期债务资产为抵押品，以便向银行体系无限度提供贷款。仅仅数周时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超过一半的资产就变成长期债务资产。这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美联储对全球所有国家的货币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绝大多数国家或主动或被迫追随美联储货币政策。全球近70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货币政策自然与美联储同步。日本央行和英格兰央行是量化宽松政策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就连矢志捍卫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中央银行Bundesbank)货币政策哲学的欧洲中央银行(ECB)，最终也难以抗拒量化宽松的诱惑。仅仅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数月内就向金融市场释放货币超过1万亿欧元。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肆意放水，相当部分流到了新兴市场国家，迫使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大量买入美元和欧元储备货币，被迫释放大量本国货币。从核心国家到边缘国家，从储备货币到非储备货币，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全球性量化宽松的滚滚洪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泛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像那个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滚滚不断的货币洪流就像肆意兴风作浪的魔鬼，不断卷起货币信用、资产价格和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伯南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在新世纪之初(2002年)写到：“过去20年里，全球金融不稳定性显著增加，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他没有深刻认识到，正是全球货币体系和货币供应量失去约束，才是导致全球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简要勾画出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基本逻辑：全球货币扩张→全球信用扩张→全球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灭和崩盘→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或衰退萧条→扩张货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救市和刺激经济复苏→扩张的货币和信用流入虚拟经济→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迅速产生→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导致危机→开启新一轮救市和经济刺激措施→新一轮货币信用扩张应运而生……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全球金融逻辑导致全球金融大变局，全球金融不稳定性急剧恶化。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虚拟经济日益背离实体经济。根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球虚拟经济与全球GDP之比刚刚越过100%，1995年达到215%，2005年达到316%，2010年达到338%。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虚拟经济规模分别达到GDP的420%、380%和350%。“投机赌博新经济”和“赌场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经济体系的显著特征，成为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之内在根源。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已经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难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无力刺激实体经济复苏，因为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所释放的货币和信贷，绝大部分进入到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体系之中，无法流到实体经济体系。
其二，全球虚拟经济或金融投机经济日益成为一个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体系。与实体经济几乎毫无关系的金融交易尤其是衍生金融交易，已成为银行和许多金融机构收入和利润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譬如，2009~2011年三年间，美国最大的四家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税前利润总额、金融交易利润贡献比例高达149.44%、75.95%和59.50%。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价值高达数百万亿美元，外汇市场日交易量超过4万亿美元，全年超过800万亿美元。与此对照，全球每年真实贸易额只有20万亿美元左右，全球实体经济GDP每年只有60万亿美元。
其三，大宗商品成为地地道道的金融投机产品，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严重脱离真实经济体系的供给和需求，投机炒作成为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决定力量。金融投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涨，输入性通胀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长期面临的最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