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驱动增长的引擎，但同时又面临通胀压力，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难题。央行同时面临着银行业、利率、汇率等诸多改革，而且自加入WTO之后，法律法规和既存游戏规的变化，促使央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照顾到内部经济，也要考虑到外部影响，稳定货币市场是重中之重。
易纲称，在这样的局面下，市场经济转型、资金流动性增强、法制逐步完善、产权得到保护等因素，导致了房价在过去15年急速上升。如何做到稳增长、防通胀、维持内外平衡成为中国经济的三大挑战。
为此，易纲表示，央行必须将控制通胀作为头等大事，主要措施就是“三样武器”，即公开市场操作、汇率改革、利率改革。针对海外批评中国央行操纵利率，易纲反驳，“他们是不知隐情”。易纲称，1990年代末，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事实上是破产，坏账多、资产少，在此事态下放开利率并不现实。
易纲称，银行必须按照央行提供的要求清单进行改革和完善自身才能得到注资，要求清单包括合理的会计标准、治理结构、内部调控、处理坏账以及透明度等。易纲认为，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现在表现出色，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十大商业银行有3至4个来自中国，即为明证。
针对存在争议的汇率改革，易纲称，2002年周小川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汇改，改变了以前“盯住美元”的单一方式，在汇改之前，需完成银行业改革、放松外汇限制等首要前提。
易纲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出色，对他国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雷曼危机及当下的欧债危机等问题上，有充分体现。易纲以雷曼危机为例解释道，在整个大宗商品市场和GDP预测市场都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靠提高流动性来稳定国内市场，这推动了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此外，易纲评价道，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中国一大特色，虽小但至关重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必须在农业上自给自足，而稳定的金融体系对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市场功不可没，农信社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平台。
易纲总结中国经验称，稳定是第一要务，但面对外部危机，短期内必须迅速紧迫地提高流动性，同时也要考虑负面影响，避免出现和扩大道德风险。在短期内，要有相对激励，长期要有稳定机制，货币政策要与政策目标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