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与五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有点类似，只不过五年前尚有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但眼下可供选择的政策空间却着实有限。
对于上任仅一月有余的新政府而言，虽然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并寄望新型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但这些更接近中长期的目标对舒缓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短期的很多经济问题并不是周期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仅仅靠现在扩张货币、扩张财政政策是不管用的，或者说这个政策空间的作用越来越小了。”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表示。
从外部环境看，再次面临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与人民币间的利差和汇差，迫使中国始终保持着对热钱流入的高度警惕.
而从内部环境看，多年结构失衡导致的产能过剩抑制着企业的投资热情，而政府急欲扩大并释放的消费潜能也无处下手，丝毫不敢放松的房地产调控以及严竣的外贸形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货币政策工具中汇率及利率的运用。
中国人大财经委前副主任贺铿就表示，应该承认中囯当前经济困难不少，甚至比美国困难还大，“究其原因，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太在乎经济增长速度，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针对2008年底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近日就发布一份题为“我们是否知道中国将何时为其经济刺激政策承担成本？”的报告指出，中国不得不为经济刺激政策付出代价。目前的问题是“何时”与“怎样付出代价”。
标准普尔信用分析师陈锦荣认为，即使不良贷款没有出现飙升，也不意味着该经济刺激政策是没有成本的。这只不过意味着，经济体内的其他组成部分而非银行来支付这种成本。
中国一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回落至7.7%，低于市场普遍预期。尽管各方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已有共识，“七上八下”将成常态，但诸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弱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稳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国资委近日就明确要求，中央企业要努力保持一定增长速度，以“保增长”助力全国“稳增长”，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认为，这也反映出目前经济形势比年初的预期要差，央企将面临困难，而其作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对稳定经济至关重要。
**调控两难**
尽管中国今年仍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经济弱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财政收入多年高增长荣景已难再，减税与增支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微观领域企业经营困难，投资意愿不强，中国经济自主动力不足，诸多因素都挤压着中国宏观政策的调控空间。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经济增幅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因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推进改革都需要时间。不过，上一轮大规模刺激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显然不得不正视，包括地方政府平台风险的聚集，银行坏帐的上升，以及愈积愈深的结构失衡难题，社会贫富分化等，让眼下的困境很难绕开。
中国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就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就很矛盾，一方面包括对企业及个人减税的呼声很高，同时要大幅增加民生方面支出，还要严格控制赤字和债务，这三者本身就是一个“财政三角困局”的矛盾体。而欧债危机正是财政三角困局的表现。
“在这种财政三角中任何财政政策只能选择两边，必须放弃一边。但无论怎么选择和组合，放弃的那一边总会成为财政的风险敞口，在这个意义上，财政三角也就是风险三角，若不能统筹兼顾，整个国家财政就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称。
刘尚希并认为，减税既已确定，财政支出就不能大幅扩张，这样才能防止赤字和债务风险进一步扩大，意味着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要保持适度，长远看则要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健全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匹配。
同样面临纠结的还包括货币政策。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谈及货币政策的四个目标时就表示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主要是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
眼下，中国一方面仍需消化当年4万亿投资带来的溢出效应，这在屡调屡涨的房价上不时显现；另一方面外贸状况并不如数据表现的那般亮丽，而跨境资金的蠢蠢欲动又让中国监管当局时时筑起抵御的防线，使得央行在运用利率及汇率的货币政策工具时面临“左不是右不是”的尴尬。
“货币政策今年操作比较难，...现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比较高。在目前经济也不太强的情况不宜收的太紧。”张永军表示。
祝宝良就认为，如果把一季度的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13%-14%左右，今年一季度的楼市调控“国五条”可能就没有必要出了，房地产的稳定程度高一点，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在稳货币的问题上看法不一样，有人讲发达国家都在搞量化宽松，中国不搞，热钱就往这儿流，想稳货币也稳不住，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即使有这个挑战，也要稳住货币，如果不稳住这个钱就到房地产去了。”他称。
类似的纠结从外管局局长易纲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前后一个月的不同表态也可见一斑。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易纲还强调人民币汇率1%区间“够用”，但上周他在华盛顿则表示，中国在近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此言一出即引发汇市一片猜想。
一位接近外管局的人士指出，外围资金很多，大环境很明显，“(政策)动与不动都很难受，只能说今年防范跨境资金大规模流动的任务很艰巨。”
中国3月新增外汇占款高达2,363亿元人民币，一季度月均增量超4,000亿元，凸显资本流入压力沉重。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弱于预期、监管层加大资本管制力度等因素，后期资本流入规模料自高位下降。
**改革进行时**
对于主打改革反腐牌的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就推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强调简政放权，不难看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而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等诸多政府机构，近期的工作重点都是如何简政放权和减少收费。
“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忙了，几乎天天加班，要落实新政府提出的减少审批权限和收费项目，必须先全面清理一遍，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放要么减，而且必须明确减的幅度。”一位不具名的政府官员私下称，尤其是换了一把手的政府部门，更是忙着拿简政放权和业务改革方面的方案。
周三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并要求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而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已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
从事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研究的中国问题观察者邓聿文称，“其实从新政府选定的各部委一把手情况不能看出强调稳定与改革并重的意图，包括央行行长和住建部部长都没有换，也反映出包括房地产调控以及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因此在部长人选上也体现出连续性。”
今年两会前仓促出台的楼市调控“国五条”，旨在通过流通环节20%的税收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一出台就饱受诟病，且从执行情况看，原本政策强调应由卖方承担的高额税负最终仍转嫁到买方，不仅让抑制房价上涨的政策初衷受到挑战，也凸显已历时十年的楼市调控，依旧是左右中国经济的重要原因。
“当时出台国五条的目的就是要让房价降下来，看不出还要顾及稳增长的意图。”另一位不具名的官员称，加之正值上届政府任期将满，而房地产调控又是其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而作为财税改革重要内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推进步伐则较快。中国已宣布自今年8月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并将扩大行业试点，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财政部预计此举将导致全年减收1,200多亿元，全部推开“营改增”后全年预计可减税约两三千亿元。
素有“改革派”之称的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稍早提到，将来“营改增”覆盖全部地区全部行业后，必然会倒逼财政体制改革。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和支出责任，是摆在财税部门面前的大题目。
楼继伟近期并在其新书《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表示，重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最大难点，“过去的改革主要涉及到‘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