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得全球不得安宁的美国“驴象之争”终于暂告一段落，当地时间16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就延长美国举债期限和结束政府停摆达成一致。议案的具体内容包括结束政府停摆、向联邦政府拨款日期延长至明年1月15日，同时将举债期限延长至2014年2月7日。虽然由美国政府停摆引发的美债危机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解决美国政府债务的根本问题。在没能有效化解债务矛盾的情况下，美债危机随时都在刺激着全球市场的神经。一旦明年2月7日债务上限到期，仍需要调整债务上限，更为激烈的矛盾可能又将爆发，政府停摆、债务毁约等风险仍会发生。
日本政府近期就抓紧在检查银行所持的美国政府债券头寸以及这些银行获得外币的能力，各国政府也都在加紧为美国可能出现的债务违约做准备。美国国会两党之争不仅让美国政府停摆，更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持续发酵的影响，原本交投清淡的美国主权信用违约掉期（CDS）交易持续井喷。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周，美国主权CDS日均交易量从最近几个月的160万欧元猛增至1.5亿欧元，日均交易规模增长近100倍；9日，一年期CDS价格从近几个月的约6000欧元升至9日的6.6万欧元，价格也飙升逾10倍。CDS价格的飙升必然拉抬美国国债收益率，8日，10月17日到期的短期国债收益率跳升48个基点，而9月时还为负值。
无论美国国债是否违约，美债风险都在不断放大，银行系统从银行基金市场（REPO）中用国债、票据及债券作为抵押获得短期贷款的利率对价必然上升，从而抬高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这一美元基准利率。由于美元事实上充当着世界货币，全球利率水平自然水涨船高。美国国债风险的放大，还将逐渐动摇世界对美国及其美元的信心，尽管美元在风雨飘摇的世界经济中未必贬值，但美元汇率加剧波动的风险是毋庸置疑的，国际资本流动必然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如此推动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抬升。
这些信息显示出，目前随着美债违约风险的冲击，带来的是整个利率市场的变化，美国国债的战略违约，成为缓解美国经济复苏压力的一个选项。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尤其将面对资本市场利率的上升，从而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引发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因为不论美国债务上限得到妥协还是美联储下一步实施QE退出政策，都将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流不可避免。各国不得不面对全球利率水平不断上升的世界，以及因担忧风险放大导致的资本流动不断匮乏的困境。因此，未雨绸缪应对美国债务风险带来的全球性利率上升的冲击，已成了各国的急务。
这也正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最担心的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当下，利率大幅上升的冲击，意味着世界又回到了金融危机时的原点。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日前就表示，将随时准备降低基准利率以应对经济复苏困境。
但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陷入困境的当下，世界正是在过度消费的信贷泡沫中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在全球性产能过剩以及全球性新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产业政策已经没有多少空间，这是更为艰难的。
而与全球产业发展停滞的同时，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却蓬勃发展，此前各国央行步调一致的宽松货币政策正促使资本不断地卷入流动性陷阱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决心推动的金融改革正通过垄断的金融准入政策制造出了二元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不是剥夺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便是需要支付更高的对价。这种状态不仅沉重打击了企业，更将使社会经济发展丧失了动力。
而从全球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弊端，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夯实实体经济基础，首要的就是振兴制造业。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制造业”就是典型。近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曼彻斯特保守党会议中提出一万亿英镑的出口目标，并强调，英国要重视在高端制造业、设计业和建造业与德美两国的竞争，发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将给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带来挑战，最终可能进一步拉大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因此，面对全球汇率加剧动荡和利率水平不断上升的世界，各国急需宏观政策协调共享金融和市场资源以做大全球市场蛋糕，并在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维护公平市场准入、调整产业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以求在拯救世界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本国的命运。
习近平主席早些时候在出访印尼时提议，组建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与域内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一道，共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改革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促进全球可持续和公平增长以及金融稳定的目标下，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的确需要发起组建更多新的国际金融机制和平台，促进中国金融力量参与并融入全球化。
鉴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限制了新兴经济体金融资源服务世界经济的能力，世界需要组建更多互补的国际金融机制和平台，这对中国金融力量的壮大意义尤其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