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打破体制机制约束，解放活跃生产力的过程。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带来一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的全局性变革，其核心就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中国经济出现新的环境。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放缓的通道，几乎每一次周期性上升都很快遇到了结构性下行的阻力。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主要体现在:
首先，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由两位数高速增长进入一个潜在经济增长率7%-8%的中速增长时期。其次，中国面临的宏观大环境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未来五年，由人口红利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逐步消失，劳动力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再者，即将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对应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也是经济增速“换挡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最后，从风险的角度看，近两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滑落，风险开始出现并可能扩散。据统计，2013年全国地方债务到期还款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约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未来两年，地方债务将面临更大还本付息的压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控风险”的宏观调控目标进一步突出。
当前的中国经济既有周期性、结构性问题，更有体制性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呼唤新突破。从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角度看，近些年来各级政府通过不断地扩权，压制市场成长的空间。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法治、信用）方面却出现了“缺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一方面，政府过度干预表现为以货币发行扩张需求，直接导致负债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了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也导致了宏观投资效率的下降。比如，地方政策性补贴导致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下降。据测算，近些年来我国投资的产出弹性已经呈下降趋势，由2002年的4.1下降到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这势必带来投资效益的下滑和实体部门偿债能力的下降。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新一轮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宏观经济效率，最终解放生产力。现在看来，以凯恩斯主导的传统分析框架更多过度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宏观需求，而缺少对长期供给能力，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考量，短期宏观调控与长期宏观经济管理混淆加大了经济的脉冲式波动。
改革就是“跳出周期看结构，跳出短期看长期”，在提高要素生产率上做文章，释放增长活力。市场化要求政府自身的角色发生转变，政府必须承担更大的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责任，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全国性、跨区域性事务方面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宏观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政府、市场、社会更良性互动所创造的生产力空间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红利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