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面对持续恶化的主权债务局势和世界经济普遍出现的增长减缓、停滞甚至衰退，西方发达国家又重回“保增长”政策轨道，尤其是展开了量化宽松竞赛，超额流动性前所未有。目前全球央行的资产规模约为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是十年前的两倍，形成了所谓的“金融堰塞湖”。2013年初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1万亿美元(35%)，日本央行扩张了67万亿日元(42%)。西方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可用“3U”来表示：即运用无限制(unlimited)、短期效果不清楚(unclear)、长期后果未可知(unknown)。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事实上，发达国家占据全球经济金融优势，宏观政策对新兴经济体具有显著溢出效应。由于具有显著政策溢出效应，发达经济体政策变动不仅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对其他国家造成冲击，加剧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新一轮全球量化宽松竞赛以来，全球层面过剩的流动性在低利率环境下已形成对高回报率的渴求，这种渴求自然使全球大量资金流向经济增速更高、风险溢价更高、其货币升值潜力巨大的新兴国家，加大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度和政策调整的难度，导致结构调整滞后。特别是由于实体经济的调整明显滞后于金融部门的调整，这意味着货币扩张带来的增量流动性未能有效引导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的调整，只能囤积于金融体系之中，全球跨境资本波动性显著提高。
而今，在大规模货币宽松的刺激下，发达经济体复苏力度普遍增强，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版图呈现“北升南降”格局，国际金融市场因此也出现“北强南弱”局面。而随着股市上涨和房地产复苏，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加速，财富效应和资产型储蓄上升能持续地提振消费的恢复，美国经济表现更为强劲，美联储开始启动QE退出程序，资本回流又引发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失血”，货币汇率急剧贬值，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等负面冲击。特别是受美国国债利率走高的影响，新兴市场利率自2013年6月以来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升。在信贷继续扩大的情形下，更高的利率水平将增加存量债务成本，从而提高整体债务杠杆率。
在发达国家前期超宽松货币政策滞后效应和当前货币政策调整预期直接冲击下，部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再次陷入“保增长”与“防风险”的两难境地。可见，在全球金融格局中，量化宽松无论是退还是进，新兴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大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