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宏观调控措施可谓“接踵而至”。先是央行于8日晚间宣布加息，调整后的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3%。随后，国家统计局又于15日公布了1月份经济数据，CPI同比增长4.9%。接着，央行“马不停蹄”地于18日宣布今年第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充分表明目前严峻的通胀形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事实上，刚刚跨入2011年，许多数据都在显示通胀压力还在加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下旬受监测的29种食品价格中，绝大多数品种价格继续上涨，其中蔬菜价格上涨速度加快。另外，根据农业部近期发布的“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1月份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总指数同比上涨10.0%，环比上涨6.2%；“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0%，环比上涨7.3%。食品价格在1月份涨幅明显。因此，央行选择在农历新年刚过这一时点上加息，就是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打响全年反通胀的“第一枪”。
应该说，经过金融危机洗礼后，当前中国经济具有许多利好的发展因素。比如，2010年经济良好态势的持续、各地方政府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新上马项目以及区域发展战略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实施等利好因素都会确保2011年的经济增长。对比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目前的物价形势则严峻得多，对于2011年，存在推高物价的新的不利因素。
一、供给方面：干旱与用工荒因素的影响
1。干旱影响农产品供给。当前，我国夏粮产区遭遇严重旱情，山东、河南、河北等八省冬小麦主产区旱情严重。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月9日，八省冬小麦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42.4%，受旱八省冬小麦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八成以上。虽然国务院已出台了扶持粮食生产的10条措施，但旱情对今年农产品的供给肯定会产生影响。在食品占中国CPI1/3比重的情况下，其价格跟通胀关系密切，食品和与之相关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意味着通胀升高的压力。
2。劳动力短缺拉高工资水平。几年前就已引起关注的“民工荒”现象，在今年表现得尤其突出。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东部与中西部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中西部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竞争。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预计在2017年、2018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受此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进而抬高用工成本来影响物价水平。
二、需求方面：流动性依然充足
目前的通货膨胀都是近两年来货币超发“惹的祸”。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年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我国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这是2008年新增贷款的两倍多；2010年贷款增加7.95万亿元，超过了7.5万亿元的红线。我国是世界上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大的国家。虽然央行已连续7次上调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但目前的市场流动性依然很充足。新年伊始，央行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全年新增信贷目标较去年7.5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要有所下降，但考虑维持较高增长率的需要，货币供给不可能下降太多，而且从以往货币政策的执行经验看，最后的货币量往往会超过当初的设定目标。因此，目前宽裕的流动性环境显然不利于通货膨胀的治理。
三、国际因素的影响
目前世界经济中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着我国的物价走势。
1。全球范围内的宽松流动性。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大多数经济体都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经济复苏相对较慢，美国等发达国家还第二次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俗话说“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从宏观经济看，采取强力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是，一方面，缩短了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时间；另一方面，又使得通货膨胀“相伴而来”。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正在饱受通胀“之苦”。量化宽松政策造成了目前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2. 全球食品价格创20年新高。近一个时期，糖、谷物以及油类作物价格飙升，使2010年12月份的粮食价格创历史新高，甚至已经超过2008年引起全世界骚乱的粮食危机的水平，达到1990年以来最高值，国际粮食价格指数已经连续第6个月上升。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阿卜杜勒—礼萨·阿巴西安警告说，世界面临“粮价冲击”。除了粮食，包括能源、金属、矿藏在内的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大幅上扬。进入今年2月份以来，国际市场铜价攀升、多次刷新纪录。由于原材料涨价效应沿供应链条传导需要时间，预计真正的价格压力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全面显现，届时将进一步推高全球的通胀水平。
四、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1年经济工作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基调。毫无疑问，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已成为2011年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货币政策已由适度宽松逐渐转向稳健。迄今为止，人民银行已经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提高利率水平，都是着眼于物价调控。在1月份CPI再次上扬之后，这种政策实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更加凸显。央行于1月份CPI发布后旋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从以往政策的效果看，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是政策本身的效力也并非万能。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明了至少有以下两大因素在制约着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外部因素的干扰。各种事先不可预知的外部因素经常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执行。这些不可知因素通过“蝴蝶效应”放大，一般都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不可测的影响。现实中，宏观调控的效力与各种市场因素相比经常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市场上的各种扰动因素太多，而且无法预知。例如，近两年市场上的大豆、大蒜等农产品价格就是被无法事先预知的资金炒作起来的。这些扰动因素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既可能源于需求方面，也可能是供给方面的；既可能产生于宏观政策制定之后，也可能发生于宏观政策执行之中。
——国家政策效力的局限性。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一国政府的调控力量往往显得十分有限。为此，需要各国政府联合行动，但这种联合行动经常难以有效进行。因为这是一个“非合作博弈”，各国政府首先顾及的还是本国利益。国际间的联手调控在各国经济运行步伐相对一致时还好说，一旦各国经济运行步伐出现不一致，各国政府就会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就如同此次应对金融危机所发生的那样，开始各国经济都受到影响，则基本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到后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慢于中国，则在中国的宏观政策开始收缩时，美国仍然第二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因此，行动上的各自为政经常导致联合调控政策执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于是，国际间的差异化政策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了逆向冲击。
温家宝总理最近连续三次就物价问题表态，强调“要坚决防止物价过快上涨，通过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加强监管，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应当说，当前的物价走势大致可以预期，与之相对的政策工具及实施步骤也是明确的。但需要借鉴以往政策运用的经验，尽量争取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以进一步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政策的有效作用下，2011年的物价走势十分有望出现“先高后低”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