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鼓励了日本人在全世界的资本输出热潮。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海外投资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与此同时，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受挫，大量过剩资本流向非生产领域和海外市场。统计显示，从1985年到1990年间，日本企业累计完成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其中有18起是针对美国公司的。美国社会为此反响十分激烈。对于日本人的收购狂潮，一些美国报刊称其“经济珍珠港”，有的则哀叹美国“引人注目的资产全都被日本购买去了”。然而，“泡沫经济”破灭使美国成为最后赢家。日本经济也随之进入长达10年的衰退期，日本人称其为“失去的10年”，而日本也不再是经济上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对此，日本各界不断进行反思。
(一)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使日本丧失谈判的主导权
1。政治上缺乏独立性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与强国结盟的习惯。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标志着日美同盟正式形成。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与美国结盟符合国家的军事和政治需求。由于一直未摆脱对美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依附关系，日本在货币谈判过程中缺乏独立性。虽然，日本方面认为是美国的高利率导致了美元升值，美国要求日元升值并不合理，而美元对所有货币的贬值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开始开放金融市场，推动日元国际化。
2。经济上过度依赖美国
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日本国内也对美国为什么能够这样反复地操弄日本经济进行了反思。有日本学者认为，日美经济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但二者的不对称性不能忽视。从宏观上看，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比美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要高，因此美国可以用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对日本频频施压。1985年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达到5.15%，而在美国的GDP中，最终满足日本需求的部分即“对日依存度”仅为0.61%，前者是后者的8.4倍。即使在广场协议以后，1990年日元大幅升值，两国经济相互对对方的依存度方面，日本仍是美国的3.5倍，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仍高达3.18%。尽管美元贬值后美国对日本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是美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仍停留在0.9%。
从微观角度看，日本主要产业(企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以1990年为例，汽车行业对美依存度为19.1%，电器、电子行业是14.9%，电子通讯行业是12.9%，其他仪器行业是12.3%，其他机电产品行业为10.0%。日本经济对美经济的这种非对称性依存，使日本丧失了谈判中的部分主导权。
(二)美国对日本实力增强的戒备之心
尽管日美共同利益依旧存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美国对日本的芥蒂自然而生。正如英国《经济学家》(1996年2月3日)所言，美国人深信日本人有试图称霸世界的秘密策略，对日本巨大的贸易顺差抱有特殊的警惕性。在上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贸易摩擦朝着激化的方向发展，美国人对日本的信赖度、好感度不断下降。民主政体借助于媒体向日方施压成为了政治家的不二选择。
美国政府习惯性地给国民一种在首脑会谈中采取“强硬”立场的感觉，借助媒体对日本进行精神战和宣传战。美国记者曾说，“虽然美国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涣散不堪，但是他们在对日本的情报战上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美国政府通过媒体发表倾向性的言论(把日本拒之门外)，诱导日元升值，散布对日本经济制裁的“各种可能性”，煽动日本的不安全感，企图在经济谈判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三)“广场协议”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1。扩张性财政政策催生经济泡沫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已经不再高速增长，而是以稳定的增长率缓慢增长。到了80年代初，日本国内需求趋于稳定，企业扩大规模的动力不足，自有资本不断积累。到1985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已经比生产设备投资多出1.2兆日元，日本国内出现社会资金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也暂时失去了方向。而此时，如果彻底放松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的商业活动，则金融的扩张可以给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但日本在应对减少贸易顺差的过程中，限制国外资金的流入，拒绝开放国内市场，反而实行货币政策改革，推动金融自由化，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因此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2。扩张性货币政策催长经济泡沫
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所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同时为了防止汇率过度升值和给国内企业造成过度紧缩，即使在经济已明显复苏后，政府依然把利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在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只能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投机资金，促使经济泡沫进一步扩大。
3。金融机构监管滞后催长经济泡沫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宏观的监管措施配合，而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在日美货币谈判过程中，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放松了国内的利率管制，导致了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的比例大幅提高，从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6%。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间接融资加速转变为直接融资，融资成本上升，资产运用收益下降，但资产扩张导致总利润增加；另一方面，财政重建减少国债规模，使银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进一步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1986年开始，金融机构压缩对企业的贷款，并开始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不动产领域。监管缺失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发展，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争相涌入投机性比较大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加速了泡沫的扩大。同时，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日本企业得到了投资金融行业的机会，于是许多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扩大了融资渠道，把以低成本在欧洲融入的资金投资到国内，进一步增加了不动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性。
可见，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时，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容易引发经济泡沫。金融自由化后的监管缺位又致使日本经济泡沫被迅速放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积累、爆发在所难免。
小结
目前，中国正面临与当年日美货币谈判时期相似的情况。中国保有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美国国内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也应看到，中国与日本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与日本相比，我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拥有绝对的独立自主权，具有保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
其次，我国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第三，我国大量出口的背后是众多的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可从中美贸易逆差中获利。而日本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中，多数由日本国内企业生产，美国企业并没有从中获利。通过国际分工和直接投资，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产业互补性。过分强调人民币升值，将大大损害在华美资企业的利益。
可见，尽管美国不断向我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我们有条件有能力避免陷入被迫升值的境地。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升值的内在需求将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完全符合市场发展的方向。人民币在升值问题上应避免如同日元那样，因短时期内大幅度调整带来失控局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国应争取在华外资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为人民币渐进升值创造良好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