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两周狂跌，再度引发了新兴经济体调控过紧的担忧。5月初，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遭遇“硬着陆”；美国加州大学的学者也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5年前后触及“减速带”。5月6日，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进行了回应，他表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担心中国经济在2015年增速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
关键问题在于，这轮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本质是什么？在全球货币超发的经济大环境下，新兴经济体是否面临被迫“硬着陆”的风险？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经济学家。
论题一：中国经济将迎来“大拐点”？
NBD：近日，美国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鲁比尼预测，中国经济在2013年严重放缓，遭遇“硬着陆”。您是否赞同这种中国经济将迎来大拐点的说法？
刘煜辉：人口红利消失、资产泡沫、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关注，但是中国经济的拐点是否到来或者说什么时候到来？目前还很难说。我认为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进行调整和改革，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经济体的阵痛，会减少投资，令经济增长放缓。
刘元春：由于我国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传统的支撑力量发生变化，而新的增长源泉尚未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现在主要讨论的是经济放缓的幅度、GDP增速将回落多少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中国经济不会有大的回落。在2015年之前，GDP将保持9.5%左右的增速。2015年之后，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变化，国民储蓄率和投资速度将发生变化，预计GDP的增速将在8%~9%的区间之内。
NBD：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潜在的有利因素有哪些？未来几年影响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有哪些？
刘煜辉：中国城镇化还存在巨大的空间，现在的有效城市化率较低，官方的数据是48%，但这个数据并没有考虑2.6亿农民工，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排除这部分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不到40%，与同等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城市化率要低15%到2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潜能。想象一下，4亿~5亿人成为城市人口，人均年收入从1000美元上升至4000美元，将带来很大的内需。
但这个过程的发生需要条件，中国的发展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严重脱节，如果体制障碍和行政垄断继续影响就业，抑制工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提升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一有利因素便不能实现。高投资产生的资产泡沫，比如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利用率不足，只会抑制消费的增长。
刘元春：加速城镇化、加速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还有福利制度和其他的社会改革，都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尽管传统的增长模式已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新的增长点会开始出现。
房地产市场、全球复苏的路径以及社会改革是否成功、是否承受得住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我认为这几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论题二：大宗商品价格为何狂跌？
NBD：本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跳水的主要原因是哪些？
谢国忠：目前弥漫在市场上的是一种赌博心理，这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恐慌指数，该指数愈高，意味着投资者对股市状况感到不安；指数愈低，表示股票指数变动将趋缓。这个指数一般会随着市场赌性升高而降低。目前这个指数已经跌至了15，这反映出资产持有者的赌博心理已经非常高了。稍微一点负面的信息渲染，形成“导火线”都会引发风险资产逃离出大宗商品市场。此外，就是交易所的保证金过高，保证金过高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心理，会有更多人倾向于考虑平仓而不是加仓。这轮大宗商品价格的由上至下，和之前的文交所事件类似，炒作的成分过大，泡沫破灭后就是大跌，这从侧面印证了目前世界经济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动荡期。
NBD：大宗商品价跌对世界经济有何影响？会减轻通胀压力吗？
谢国忠：目前来看，影响并不是太大。因为目前金价相对稳定，石油价格也还可以，主要是白银和铜的价格下降过大，这不会直接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造成什么实质的冲击。
关于是否能够缓解全球通胀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黄金价格还比较稳定，黄金市场的价格是有实际基础的，我们还需要分析石油价格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虽然5月份以来原油价格有所下跌，但这轮原油价格上涨的起点是70美元/桶，而目前原油价格仍然大大高于这个数字，原油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还需要一定的传导过程，目前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NBD：大宗商品价格大跌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谢国忠：本次下降较快的商品主要是银和铜，据我所知，这两个大宗商品还是中国人炒的比较多，所以可能损失也比较大。从未来几年看，中国或许会成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的货币发行量过多，货币持有者会想尽办法使手里的钱保值增值，大宗商品将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
反过来说，只要中国处于负利率状态，会有更多资产投向大宗商品以抵御通胀，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还是上行，造成的后果便是通胀风险不断增大，外贸逆差也会逐渐增强。去港口调研一下就可以知道，其实中国目前的外贸增长主要是依靠通胀带来的价格上浮，真正的出口量并没有增加多少，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口总额的抬升将会非常快。
进一步讲，中国经济是“通胀型”不是“通缩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支撑，今明两年中国通胀还是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如果明年美国换届选举出现波动，货币政策开始收紧，中国资产就会大量外流，“硬着陆”风险便很大。
论题三：政策须向防“硬着陆”微调？
NBD：针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硬着陆”风险，货币政策应做哪些调整？
谢国忠：所谓“硬着陆”，其实就是经济突然过快下降，只有货币量变化可做到突然拉低经济发展，目前能够左右世界经济发展势头发生改变的只有中国和美国。
通俗讲，美国的特点是老百姓喜欢花钱但不喜欢还钱，他们的应对之策便是印钞票，即一轮接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全球流动性过剩。而中国则是地方政府投资过多，融资平台风险很大，中国的货币存量是GDP的240%，这同样孕育着很大的通胀风险。中国的应对之策很简单，收紧货币政策，通过加息来改变负利率状态。至于什么时候加，则需要好好考虑，是一个拖着干和立马干的博弈。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一直不吃药，那以后只能通过开刀来医治了，中国加息也是这个道理，为防止“硬着陆”风险，我建议尽早加息，加至超过近两年的平均通胀率估值为止。印度近期加息一次就提高0.5个百分点，我们的加息步伐也可以再大些。
刘元春：硬着陆压力目前还没有，今年房地产市场的情况还不错，没有看到“硬着陆”的信号，政策微调的可能性不大。
NBD：外国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需支撑不够强劲，怎么看这个问题？
鲁政委：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中国不是在金融危机后才想起要培育内需市场的。但消费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今年首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16.3%，但按季回落2.5%。一时的数据变动说明不了什么，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过去许多年，中国的内需市场一直处于刺而不激的状态。
提高居民收入、健全医疗及养老保障体系，进而促进消费，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可那都非一时之功，政策效果的显现有待时日。我认为，目前最迫切的是推动税制改革，中国的税收率过高也制约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与消费能力，减税在一定程度上能较快地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